说起谭启龙，这位军队出身的将领，随着新中国成立，而转为地方干部，先后在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任职。除福建以外，他们在其他4个省都担任第一书记。
1954年，已经在浙江工作5年的谭启龙，接到新任命，调他到山东分局，接替向明的工作，当时的山东省委还没有成立。上级让他暂时主持工作，或许等合适的人到任后，自己就可以回浙江工作。
1955年，省委成立，舒同被调任第一书记，而他担任第二书记，主抓农业。此后，他又担任省政协主席、书记处书记。省委主要工作分配是，舒同抓全面工作，他与赵健民有各自分工。
1959年，舒同的职务被曾希圣接任，他本人只保留书记处书记，然后下到基层担任县委书记了。曾希圣在担任第一书记时，与他工作上配合很好，1961年，曾希圣调任安徽工作，谁来担任第一书记，从资历、能力上看，谭启龙当之无愧。就这样，他接替第一书记。
在山东工作十几年，在大运动时靠边站，1967年被保护在北京，1970年分配工作后，到福建任副书记，匆匆忙忙2年。
1972年，因浙江第一书记南萍出问题后，谁来接替他的工作，组织上再次想到谭启龙，原因有两点。
原本谭启龙已经是省部级正职，在福建是被降级使用的，既然是降级就是暂时的。有合适的位置，一定会把他提拔到合适的位置，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更主要的是，谭启龙熟悉浙江工作，在浙江工作5年，风土人情，以及各方面都知道，一上任就能着手工作。基于这两点，他第三次进浙江工作。在浙江工作时，同意受到一定冲击，相比在山东而言，吃了更大苦头，差点害丢了性命。
从1972年到1977年的5年中，他实际上工作只有3年，到1975年10月时，再次靠边站，无法主持浙江工作了，直到1977年才调任青海。
1979年，上级给他谈话，对他的工作进行变动，到四川担任第二书记，上级准备调第一书记到中央工作，暂时过渡一下。上级问他有没有意见，他说服从安排。
1980年，担任第一书记后，对全省工作开始全面视察，200多个县，除了20多个海拔高的以外，其他都跑遍了。在四川工作5年，完成新老交替后，退居二线。
谭启龙先后在山东、浙江、青海、四川担任一把手，而在这四省一把手中，山东、浙江、四川的任职，都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被组织上调去接替主持工作。
郑成功是一个什么样的将领？
生平简介[编辑本段]
郑成功（1624－1662年），座驾：闪电追风马，兵器：龙泉剑，经典之战：收复台湾 。
明清之际民族英雄。汉族。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明天启四年农历7月14日（公元1624年8月27日）诞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千里滨。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汪棚乡邓大庙村。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康熙元年（1662年）率将士数万人，自厦门出发，于台湾禾寮港登陆，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效忠君国 抗击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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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受南明隆武帝拢络，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郑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晋王李定国
若说郑成功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
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不只是因为他收服台湾，更是因为他顽强抗击清兵侵略，为南洋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创立“天地会”留下抗清火种，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同盟会”。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①。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①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①。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①。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①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①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②。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东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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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撤离台湾。于是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乾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湾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5月病逝，享年39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传说被郑经害。康熙皇帝题撰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662年打败侵占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我国神圣领土，写下这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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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起兵抗清后，于转战中国大陆东南部期间，多次帮助明室宗族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抗清期间，郑成功为了筹备粮饷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另外，郑成功让华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帮助保护华人在海外经商时的安全。当时确有很多海外华商采取此法，而得以安全出海经商。
多次欲攻取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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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菲律宾这个名字，就是来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1603年和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到时可里应外合，但还没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奶妈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又患疟疾，不久病危，1662年6月23日病逝。
后来，其郑经也于1670年和1671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最终没有出兵
第一将军县红安走出来的8位开国上将，您知道几个
自1955年到1964年，新中国一共授予或晋升了1614名开国将帅，他们都是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功勋的人物，其中 湖北红安、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被称为十大将军县。
在这十大将军县中，湖北红安更是被称为第一将军县，一共走出了61位开国将军。新中国的开国上将有6人出自红安县，1988年的17位开国上将中有2人出自红安县，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些开国将军们。
陈锡联于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红安 高桥陡山彭家村，1929年14岁时就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参军后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川陕反围攻作战，而随着立下的战功他的职位也在不断地上升，担任过红4军第10师的副师长、第11师政委等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陈锡联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夜袭阳明堡、 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役战斗。后来相继担任385旅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陈锡联仍然在刘邓麾下作战，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进军大别山、淮海等诸多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先后担任过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55年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40岁，是当时所授开国上将中最年轻的将领之一。1999年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
韩先楚，1913年出生于湖北红安一个贫穷的家庭，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红25军的营长、红15军团第75师的团长、红78师师长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先楚被任命为115师344旅688团副团长（团长陈锦绣），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之后的几年，韩先楚相继担任过 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抗战胜利后，韩先楚被派到东北工作，他相继担任过 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东野第三纵队司令员、第40军军长、第12兵团副司令员等职。他在东北的部队也被敌人称为“旋风部队”，而他本人亦被称为“旋风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韩先楚于1950年4月在没有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下，亲率第40军和第43军两个军三万关东子弟乘坐风帆船解放了海南岛。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先楚成为首批入朝参战的高级将领之一，在朝鲜他担任过志愿军副司令员、第19兵团司令员等职。
回国后，韩先楚相继担任过中南军区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员、福建省军管会主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1986年韩先楚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
1908年出生于湖北红安 桃花区朱家垅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红军时期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川陕反围攻作战，先后担任过红88师政委、红4军政委等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建安到山东参加抗日活动，先后担任过 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1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等职。抗战胜利后王建安在华东地区作战，担任过华野8纵司令员兼政委、华野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三野第七兵团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于1952年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回国后相继担任过沈阳、济南、福州三个军区的副司令员。1956年王建安被补授为上将军衔，198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谢富治，1909年出生于湖北红安 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担任过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9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抗战爆发后，谢富治被任命为386旅772团政训处主任，后来他又担任过772团政委、385旅政委、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与陈赓搭档，他们领导的陈谢兵团成为一支机动部队，虽然隶属于刘邓麾下但是受中央直接指挥。1949年谢富治担任二野第三兵团政委，与陈锡联成为搭档。
新中国成立后，谢富治先是在云南地区任职，担任过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1972年谢富治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终年63岁。
郭天民，190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 十里乡郭受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黄埔六期毕业，是陈赓大将的小学弟。1927年12月，郭天民参加了张太雷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退到海陆丰地区。红军时期，郭天民先后担任过独立第6师、独立第4师师长、红9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等职。
抗战爆发后，郭天民担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之后到晋察冀军区工作，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等职。
抗战胜利后，郭天民开始仍然在晋察冀军区任职，1947年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1949年2月，郭天民调任第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陈赓指挥了渡江战役、湘赣战役、赣南战役等解放战争后期的诸多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郭天民担任过 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院校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在广州病逝，终年65岁。
周纯全，190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 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红军时期曾担任过 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第10师政委、红4军政委等职。在担任保卫局局长期间，他奉 张国焘 之命逮捕了 徐向前 的妻子 程训宣致使程训宣去世，此事使得徐帅之后与他再无交集，两人再也没有说过话。
抗战时期，周纯全曾担任抗大 第一分校副校长、校长等职，主要是做军队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周纯全到东北工作，担任过 东北民主联军 东线战勤司令部司令员， 东北野战军 后勤部副部长、第二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周纯全入朝担任过志愿军后勤部政委，回国后担任后勤部 第一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秦基伟，1914年出生于湖北红安七里坪镇 秦罗庄， 1927年参加了黄麻起义，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抗战时期，秦基伟担任过八路军129师游击支队 司令员 ，晋冀豫军区参谋处长，129师新编第11旅副旅长， 太行军区 第一 军分区 司令员兼中共 地委书记等职 。
解放战争时期，秦基伟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 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 司令员，1949年担任第15军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秦基伟率领15军入朝参战，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15军顶住美军强大的炮火攻击，为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一战，15军一下子成为王牌部队，有了“千岁军”的称号。
之后秦基伟担任过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等职，1988年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秦基伟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王诚汉，湖北红安人，1917年出生，1930年13岁时就参加了红军。红军时期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川陕苏区的多次战斗。抗战爆发后，王诚汉担任过八路军第129师 留守兵团炮兵营副营长、 陕甘宁边区 警备3团营长、太行 军区 新编第1旅1团团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王诚汉先后担任过皮旅1团团长、晋冀鲁豫 野战军第13纵队37旅旅长， 华北野战军 第13纵队37旅 旅长 、61军181师师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王诚汉历任志愿军 第61军181师师长、陆军60军军长、 西藏军区 副司令员、 成都军区 副 司令员、司令员， 军事科学院 政委 、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王诚汉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被授予上将军衔。2009年王诚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小结：
在十大将军县中，红安县是走出开国上将最多的一个县。上述所说的8位上将在中国革命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实除了上述所说的8位上将以外，还有刘华清上将（出生于红安，但是原籍是湖北大悟），还有两位正国级，即董必武和李先念。所以说红安县在近代中国 历史 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